民事诉讼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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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以下正文：
民事再审程序，也称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通过重新审判加以纠正，使案件得到正确处理时所应遵循的步骤、方式、方法。民事再审程序不是每个民事案件必经的审判程序，而是符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实际情况的一种防错纠错程序，是实现民事审判监督的法定形式。依照民事再审程序纠正错判案件，对于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适用民事诉讼夜上海论坛法过程中，有关再审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有的是理解问题，有的则涉及到程序制度的规范问题。下面，笔者就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申诉问题与再审制度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比较多。经人民法院审查后，或对案件提起再审，或向申诉人进行解释工作，而其中大部分都不存在问题。但有些当事人，虽经解释和通知驳回，他却一再申请，到处申诉。而另一方面，有些人却反映申诉无着落，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除了提高办案质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外，其中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在再审制度中，对申诉如何加以限制的问题。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对当事人的申诉，未做出明文规定，而只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条件和期限。那么为什么没有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申诉问题呢？笔者认为，立法者立法时考虑的是，申诉、控告权利是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民利，而不是诉讼权利。同时，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已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所以，对于申诉，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未加以规定。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却是惨重的。因为申诉是当事人的民利，所以任何案件的当事人，只要他认为有申诉的必要，就可以申诉。既没有时间的限制，又没有规定申诉必备的事实和理由。同时，正因为未将申诉作为诉讼制度来规定，对申诉无理由的，只能以“通知”的形式驳回，而不是用裁判的形式驳回。加之“通知”不具有裁判的约束力，所以今天驳回，明天他又来申诉。下级法院驳回，他又到上级法院申诉。因申诉属民利，所以凡有申诉就要做出答复。特别是各级人大、党委，在接受当事人的申诉后，亦要求人民法院做出答复。这样使得人民法院处理申诉的工作量很大。并且，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判后，纠纷各方的权益因终审裁判而确定，并已进入到经济活动的运行中。但不断的申诉，不断的再审使已经确定下来的法律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由于申诉可能引起再审程序，从而使得当事人双方胜诉的不放心，败诉的不甘心。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巨大的挑战，亦给人民法院终审裁判的公信力和国家的司法权威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夜上海论坛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笔者认为，民利与诉讼权利是一致的。一般而言，诉讼权利是民利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说诉讼制度决定了政治制度。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诉讼制度。但是，民主制度与人民的民利表现在诉讼上的形式是什么呢？是具体的程序制度，是从一系列的活动及其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根据这样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民事诉讼中的申诉与其他场合下的申诉是不同的。他是以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身份提出申诉的。他虽然表现为对人民法院的裁判有异议，但实质上仍然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之争。他要求解决的不单是人民法院对他个人权益如何确认的问题，而且是要求人民法院对他们双方之间的争议重新做出裁判。因此，诉讼上的问题要用具体的诉讼程序方式加以解决，而不能只以一般的民利问题予以对待。既然确定了申诉，那么就应规定与之相适应的适合诉讼特点的具体解决方法。笔者设想，可在民事再审程序中确定两部分，一为审判监督程序，一为申诉程序。在申诉程序中，限制提起申诉应该具备的事实和理由，明确申诉的期限和次数，确定申诉案件的管辖法院，以及不得提起申诉的案件。笔者认为，首先应明确规定，未经上诉的民事案件不得提起申诉，申诉只能向原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不得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提起申诉；申诉只能提起一次。同时，不再对各种途径转到人民法院的申诉进行复查。其次应将提起申诉的法定事实限定为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而不论其是否影响案件的实体公正。最后，应确定判决离婚，放弃继承权之类的案件，不得提起申诉。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积极性，又可以正确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将这两方面积极性，通过适当的诉讼程序制度结合起来，既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保证裁判的正确性，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同时，将申诉问题纳入诉讼程序的渠道，在保证当事人申诉权利的原则下，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申诉。防止有的当事人到处申诉及没完的申诉，以及避免处理申诉问题不及时的现象发生。
二、重新确定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仅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程序，而且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可以对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判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而且后者目前在中国更为快捷。因此，大多数再审案件的来源多来自法院内外部的领导批示交办的案件，各级人大或人大代表交办的案件，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等等。这类案件的大量涌来，把本来就不宽敞的再审渠道塞得满满的。如不下大力气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难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同时，提起再审程序主体的多元化，亦是导致人民法院终审裁判没有司法权威和再审程序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应取消或限制人民法院依据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再审程序和人民检察院依据检察监督权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判是否要求进行再审，属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可由当事人自由处分。因为当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应当由他自己决定是否再次进行诉讼活动，这样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尊重自由意志，追求经济效益的基本要求。因此，只有当事人及其委托人可以提起再审申请，其他任何机关或个人都不应具备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资格。并且，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告诉才处理”的原则。告诉权是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人民法院不应越俎代疱。而应在民事诉讼中保持中立的立场，不偏不倚，居中裁判。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又自己审理案件，背离了诉、审分离的原则，亦有损人民法院中立、公正的执法形象。同时，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民事案件抗诉的规定，使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力量失衡，从而形成了诉讼程序中的力量不对等，违反了程序正义原则。作为国家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应主动干预属于私权范围的民事案件。如属于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裁判错误的，应通过抗诉启动再审程序。
夜上海论坛 另外，再审程序的提起有特定的时间要求。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的两年内提出。而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的再审或抗诉则不受时间限制。只要法院、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存在法定的提起再审或抗诉的事由，随时可以提起再审或抗诉。这种时间不同的要求，违背了在民事活动中所有公民、法人和组织的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享有上述不受时间限制的特权，实际上亦把自己置于永不安定的状态。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重新确定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大力疏通基于当事人诉权的再审启动的主渠道。
三、确立程序公正的执法观念
我国长期以来强调程序的外在价值，认为程序是保证结果正确的工具，它本身没有独立于裁判结果的价值和意义。各项诉讼的具体程序环节和步骤设计，不过是达到实体正义的手段。设立审判监督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审判监督程序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追求。而笔者认为，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诉讼程序模式在设计上存在着自身的价值取向，即公正与效率，以及这两个价值间的平衡。而司法公正主要就是指对当事人程序的公平，而不是指案件裁判结果的公正。只要法官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中立的裁判，就做到了司法公正。即使裁判没有实现实体正义，也不能认为是法官执法不公。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不可能查明所有案件的客观事实。追求客观真实是法官崇高的理想，但理想始终代替不了现实。世界是可知的，人们认识世界需要时间。法官在有限的诉讼时空内，只能认知案件的法律真实，无法认知客观的真实。因为案件发生时的客观事实不可能在审判案件时还原，所以，只有依据案件发生时形成的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摸拟当时的客观事实。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法官因不能复制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无法通过自己的审判活动使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再现，所以只能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独立的进行思考，从而使自己对案件的事实形成内心确信。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法官就无法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案件的事实不能保证客观真实，实体裁判就不能做到完全公正。当然，追求实体公正和客观真实是案件审理的初衷和归宿。但是程序是法律实施的法定轨道，“越轨就要翻车”。并且，当事人最直观的就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证。特别是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施以后，审判监督工作应该纠正“有错必纠”，片面追求裁判实体公正的指导思想，确立程序公正的执法观念。在适用再审程序审理案件时，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并重，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夜上海论坛 四、确定受理再审之诉的法院和申请再审
的次数，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四级法院都有权受理再审之诉，但是谁又都可以不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对再审案件的管辖权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再审应由上一级法院进行，当事人只能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由于错案追究制度的存在，原审承办人或与原审案件有关的人迫于各种压力，尽管原判有误，也要想方设法的设置各种障碍，给再审程序纠正错案带来许多人为的阻力。让上一级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有利于避开上述矛盾，在客观上有利于发挥审判监督庭的监督作用。同时，让原审法院进行再审亦是违背审判规律的。因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再审是由原审法院进行的。另一方面，实行上一级法院再审也是我国现实的需要。虽然我国的基层法院都相应的设立了审判监督庭，但事实上，由于本身受到申诉、申请再审案件数量少的客观因素制约，使得绝大多数基层法院审判监督庭都没有从事“真正的审监工作”。由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无米下炊”，所以工作重心已经转向了案件评查。因此，笔者认为，在目前民事审判工作相对比较繁重的时期，基层法院没有必要设立审判监督庭。而应该让审判经验相对丰富的“审监干部”，冲到民事审判第一线才好。发挥他们聪明才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提高民事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减少再审案件的发生。而且，申诉、申请再审案件由上一级法院审理后，基层法院终审的案件当事人就不需要向基层法院申诉或申请再审了，而直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即可。
夜上海论坛 另外，笔者认为，应该对申请再审的次数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在再审程序中加以限制。按照现行的再审程序，基层法院再审后，当事人如对裁判不服，可以行使上诉权，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而中级法院的审监庭并不审理再审上诉案件，而是由案件的对口审判庭审理。就民事案件的再审上诉而言，即由中级法院的民一庭或民二庭等审判庭审理。再审案件的二审裁判作出后，当事人若不服，仍可以向中级法院的审监庭或高级法院的审监庭进行申诉。对高级法院的裁判不服还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从而寄希望于启动再审程序。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仅导致了再审诉讼程序的混乱，同时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起我国审判历史上罕见的反复申诉、反复再审的离婚案件。这就是发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法院的李阿显与陈平权离婚案。该案诉讼历时18年，先后判决、裁定12次。这不仅在程序上对两审终审、证据时效、审限制度等是一种自我否定，而且在实体认定上也使得相关案件是非难分，无法下判。这种做法不仅对当事人是诉累，也耗费了法院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精力。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进行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得不偿失的。并且不断的启动再审程序，使得法律所调整的社会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身份关系等始终处于悬置状态，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终审裁判的既判力，与诉讼中所涉及的“一事不再审”原则，诉讼请求范围规则、法律争议排除规则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既判力不仅体现对案件所涉及的权益关系已作了裁判，而且对相关的人、相关的权益关系也作了了断。由此说，一个终审裁判，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随意改动的。所以说，作为审判救济的再审程序，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次数，必须严格加以限制。笔者认为，一次审判救济足矣。同时，应在再审程序中明确规定不能适用再审程序的裁判。笔者认为，以下3种裁判不能再行启动再审程序。首先是在一审裁判后，没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的判决。一般情况下，当事人认为未生效的一审裁判有错误，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予以救济。允许当事人未经上诉而提起再审，为当事人滥用程序上的选择权留下了可乘之机。导致实践中当事人为避免上诉风险而刻意规避上诉程序等待再审程序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上诉审程序的制度功能。其次，对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不得申请再审。如果允许当事人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亦可以申请再审，那么当事人的纠纷将永无终审之日，人民法院的裁判，亦就不会有司法权威和社会公信力，其结果将是非常可怕的。最后，应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时间加以限制。如果当事人在限制的时间内未提出申请，那么逾期后，他就将不再享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为2年。笔者认为时间过宽，应予缩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充分的调动当事人申请再审和调取证据的积极性，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夜上海论坛 1、王怀安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篇
一、关于法律设立时效的理由
夜上海论坛 权利的行使应受时效的限制，所谓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一定期间，而产生一定法律上效果的法律事实。为何规定时效？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理由谓：规定请求权经若干年不行使而消灭，盖期确保交易之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盖以请求权永久存在，足以碍社会经济之发展。王泽鉴先生总结时效存在有四点理由：1保护债务人，为避免因时日久远，举证困难，致遭受不利益；2尊重现存秩序，维护法律平和；3权利上睡眠者，不值保护；4简化法律关系，减轻法院负担，降低交易成本。王泽鉴先生对时效存在总结的四点理由，第1点并不令人信服，根据社会的一般伦理观念以及立法规定，对不主动履行应当履行的债务之人，并不会比债权人更值得保护，而且根据程序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一般情况下，举证困难应是提讼主张权利之人，即债权人，而非债务人。对时效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并非毫无问题，实质上，对时效的行使会产生一个和实体法的公正不符，或者说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不相符合的结果，尤其是某些时效规定较短的情况下，显得更为严重。也就是说法律对时效的规定是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作为其代价的。但是正如上面所说，时效的规定可以起到维护既存秩序，促进交易安全和降低成本，以及起到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因此，从人类社会的大利益出发。法律选择了时效。这是时效设立的理由，也是法律规定之所以设立时效的最根本的目的。
夜上海论坛 二、关于时效的客体
夜上海论坛 对于时效的客体问题，在理论界存在着疑义，在司法界同样存在着疑义。法律虽然无明文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丧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但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第六部分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特殊情况”；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人，或者法定人死亡、丧失权，或者法定人本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认定为因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也就是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权利人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请求权”。在这里规定的请求权，实际上是一个既有程序法上的功能、即能启动司法程序、请求司法保护、具有类似诉权的功能，又有实体法规范功能上的权利（能）。但更多的功能意义还是体现在实体法的规范功能上的东西，类似“权利”。但这个问题在理论界，长期以来存在众说纷纭的局面，我国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民法教科书中一直把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的是一个“胜诉权”作为理论依据，直到现在，其观点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在司法实践中，还不时地在一些裁判文书、词中看到“丧失胜诉权”的提法。这个提法实质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从司法功能或司法程序方面来说带有一种未审先定的带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性的概念，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作者认为，我国既然在民法体系中已引进了请求权这一基础的法学概念，而且在理论界、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都已经实际运用、深入人心，就应该尊重这个基本概念所负载的内容和使用方法，除非证明有更好的概念替代它或者根据司法实践证明该概念并不合适我们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因此，在我国民法的立法上，应该明确，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的是请求权，应该完全摈弃“胜诉权”这一不讲科学的概念。请求权是否因超过诉讼时效而消灭？下文作者将继续深入展开讨论。
三、从权利方面对请求权规定的法理分析
权利是大陆法系私法的基本核心概念之一，权利的学说也经过法学家们长期反复研究和争论，德国学者萨维尼和文德赛提出了意思力或意思支配说，认为权利是个人意思自由活动或个人意思所能支配的范围，即意思为权利的基础（意思说）。耶林继而认为，此项意思力的赋予旨在满足特定的利益，即权利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利益说）。其后，学者结合上述二种观点，认为权利是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这是目前对权利这个基本概念通行的学说。这个权利的概念可以说只是一个“开放式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框架概念”。根据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个有效完整的权利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特定利益”，一是“法律之力”。如举买卖契约为例，买受人得请求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出卖人得请求买受人支付价款，此处的标的物、价款即为“特定利益”。所谓“请求”即为法律之力，这种“法律之力”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一种力量，凭借这种力量可以支配标的物、亦可以请求他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即法律之力是由法律所赋予，其行使须有法律上的依据，非得由当事人恣意行使，否则便构成权利滥用，应该承担法律上的不利益。根据以上对大陆法系权利通说的分析，具体说来，特定利益就是权利的内容，涉及到的是指绝对权（物权、人格权、身份权等）和相对权（债权）。而法律之力指的是权利的作用（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因涉及时效，物权、人格权、身份权大多不适用时效的规定，因此本文讨论范围只限于债权请求权——作者注］。具体到债权来说，法律之力指的就是附属其上的请求权，这个请求权具有实体法上的功能。根据《德国民法典》的规定：请求权是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请求权一旦形成通常其消灭时效也就开始起算。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五条对一般消灭时效期间的规定：请求权，因1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但法律所定期间较短者，依其规定。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也即根据德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明确规定，请求权因不行使经过一定的时效而消灭。
四、关于请求权在程序功能（诉或诉权）上的问题
我们首先有必要弄清请求权的来源和作用，以便更进一步讨论。前面说过，根据德国民法的规定，请求权可以因债权债务关系、物权关系、亲属关系、或者继承关系而产生。请求权在民法中是一个涉及到适用面很广的法律技术上的概念。《德国民法典》所采用的请求权的概念是由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提出的，为的是在这个概念的帮助下使用罗马法和旧的普通法中的诉权。温德沙伊德认为，私权利是第一位的，而通过诉讼程序予以实现的可能是第二位的，诉讼程序的任务在于，当诉讼前就已具有的实体法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引起争议时，通过诉讼程序确认这个权利，并使它得以实现。从德国民法的立法倾向来看，其所规定的请求权主要是从实体法的功能上来考虑的。但是，不论德国法学家们提出的“请求权”概念，还是德国民法典采纳的请求权概念，在理论上以及在民法典的规定上都有双重的意义和功能。就如上述所说的，请求权在民法中是一个涉及到适用面很广的法律技术上的概念。它不但表明了一种实体法上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了一种程序上的功能。即它不但在实体法上，同时也在程序上发挥着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们使用的请求权所指称的是：请求权表示的是实体法的权利，这个权利可以在司法程序外得到实行，比如，可以通过抵消、可以通过当事人自愿履行、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转让和免除。在这个意义上，请求权本身是指一个实体权利，此时也可以说请求权就是权利（债权）本身。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指出，根据案件事实，人可以提出什么样（实体法）的请求权。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这个请求权，或者被诉人提出一个合法的抗辩，那么就会被认为没有根据而被驳回。审查的人必须对能适用于案件事实的全部请求权基础予以审查。为了使给付之诉能够实现，并在以后能得到强制执行，原告必须通过一个实体法的请求权阐明，他的诉讼上的请求是有理由的。原告具有这样一个请求权，他至少可以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可以通过提起一个给付之诉而使请求权得以实现。《德国民法典》对债权在债权法里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因此，如果请求权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或法律没有对它进行特别的规定，对它们可以比照适用《德国民法典》中有关债权的规定。但是在程序法方面，请求权在一些情况下具有重要的作用，即请求权这个概念不仅表明一种客观（实体法）上的权利，而且同时也表明一个特定人针对他人的特定请求可以通过诉讼来主张和执行。从这个方面来说，请求权具有非常明显的程序上的功能，在此角度上使用的请求权，类似我们平常所说的“诉权”。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或许是因为温德沙伊德提出这个概念被德国民法典采纳时没有对请求权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作严格的区分（因为这个请求权本身具有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功能），或者是德国法学家们拘泥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致使请求权这个概念在德国民法学理论的阐述上和其在民法典的规定上出现了非常矛盾的冲突，以致使借鉴其请求权基本理论的我国法学界包括台湾地区的法学家们对请求权理解同样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学家们继受了德国民法学者们提出的请求权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把这种矛盾带进了台湾的民法学界。台湾著名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在他的《民法总则》一书中对请求权是这样描述的：“请求权乃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在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的地位，因为任何权利，无论是相对权或绝对权，为发挥其功能，或回复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均须藉助于请求权的行使。”“请求权乃权利的表现，而非与权利同属一物。此点于债权及其请求权最须明辨。债权的本质内容在于有效受领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权则为其作用。请求权虽因罹于时效而消灭，其债权尚属存在；债务人仍为给付者，不得以不知时效为理由，请求返还。”“债权上的请求权原则上于债权成立时，当然随之存在。”从王泽鉴先生的这些对请求权和债权的论述来看，非常明显地，王先生在这里是把债权与其上的请求权是分开的，这是从请求权的作用即法律之力上来阐述请求权的，因此，这里的请求权会因“罹于时效而消灭”。根据一般的理解，此时的“请求权”只要时效期间经过，即告消灭，换言之，即这个“请求权”已没有了、不存在了。但是，在同一著作中，王先生在“消灭时效完成的效力”一节中又说：“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得拒绝给付系采抗辩权发生主义，即消灭时效完成后，权利自体本身不消灭，其诉权亦不消灭，仅使义务人取得拒绝给付抗辩权而已。”这里的“诉权”是什么？王先生没有说明。王先生同时引用1940年上字第1195号判例的阐述“第144条第1项规定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得拒绝给付，是消灭时效完成之效力，不过发生拒绝给付之抗辩权，并非使请求权当然消灭，债务人若不行使其抗辩权，法院自不得以消灭时效业已完成，即认请求权已归消灭。可资参照”。这就令人费解，请求权既已罹于时效而消灭，为何又说“并非使请求权当然消灭？”“法院自不得以消灭时效业已完成，即认请求权已归消灭？”此时时效已过，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25之规定请求权本已消灭，为何又死而复生？黄立先生在其《民法总则》中引用台湾民法典第190条的规定干脆说“债权乃是一种请求权。但请求权不以债权为限……又请求给付之债权也可能转变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而此请求权亦被视为一种债权。”这一论述更为直接，把请求权直接等同于债权。我国著名的民法学者梁慧星在其《民法总论》中也主张诉讼时效的客体为债权请求权，但其并不对请求权这一基本概念作出阐述，其认为“关于法院可否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中国民法通则并无规定，学者拘泥于所谓社会主义民法理论，对第135条和第137条进行解释，认为法庭可依职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而无须当事人主张。这一解释对审判实践产生了影响。现在看来，法庭不待当事人主张而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民法时效制度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加之中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过短，更加不利于人民和企业合法权利的保护。上述解释，超出法律条文文义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废止，并回到法庭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立场。”
五、德国、台湾地区有关请求权的立法规定及其存在的悖理缺陷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德国、台湾地区、还是我国，对于请求权的时效理论与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均存在着互相矛盾的现状，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夜上海论坛 （一）根据现在通行的学说，权利系特定利益和法律之力两项要素所构成，法律之力指的是权利人支配标的物、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也就是：这个法律之力就债权（相对权）方面来说指的就是请求权。在这个通行的学说下，作为法律之力的请求权与债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梁慧星先生正确地指出：债权系请求权的基础权利，请求权系债权所具有的作用之一。根据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的规定，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也就是说，这个法律之力（请求权）因时效完成而消灭，既已消灭，则其自身已不存在，为何又说此时只是对方产生一个抗辩权而已？请求权与抗辩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请求权的消灭与抗辩权的产生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其间联系虽然密切，但不能混为一谈。法律之力（请求权）既已消灭，也就其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力也业已消灭，也就是此时的权利上的作用已不存在，即使对方当事人不抗辩，其法律之力已丧失的特定利益还具有强制执行力么？这个规定，与权利的基本概念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也就是说，此时采纳抗辩权发生主义理论与权利的基本理论发生了一个难于调和的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反而，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恰恰与现在通行的权利的基本理论是吻合的。
夜上海论坛 （二）设立时效的目的和理由是为了维护既存秩序，促进交易安全和降低成本，以及起到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也就是说，设立时效是在私权保护方面与社会的大利益作利益衡量之后，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私权利）为代价保护社会的大利益（即既存秩序、交易安全、降低成本）。因此，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违背民法时效制度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也并不象梁慧星先生所指出的，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因为如果说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话，倒不如说法律规定时效制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梁先生的这一论断是没有说服力的。
（三）根据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提出的请求权的内涵本质来看，是为了在请求权这个概念的帮助下使用罗马法和旧的普通法中的“诉权”，从温德沙伊德的观点来看，请求权指的是实体法上的权利，至少在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在使用请求权这一基本概念时，所指称的也是如此，大陆法系现在通行的学说也是如此。所以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才把请求权写进了作为实体法的民法典。但是如果根据请求权的主要功能即实体法上的功能，却无法得出请求权消灭后对方当事人产生一个足于与之对抗的抗辩权的结论，此时请求权已消灭，何来对抗一说？同时，德国法上引进“请求权”，并不单是指称使用于实体法的（私权）上的功能，它同时含有“诉权”即程序上的功能。
夜上海论坛 （四）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们论述请求权时，继受了德国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请求权在实体法的角度来论述，忽略请求权在程序上的功能。请求权首先当然说明了一种实体法上的地位，但同时它也表明了一种程序上的功能，诚如拉伦茨所指出的：“这个概念不仅表明一种客观（实体法）上的权利，而且也表明一个特定人针对他人的特定请求可以通过诉讼来主张和执行，《德国民法典》的请求权的概念就是如此……尽管请求权时效的实际意义在程序中更为明显，但民法典仍然是将请求权时效作为实体法的制度加以规定的，这样一来，就使以诉讼法的观点来考虑程序问题的重点转移到实体法的考虑上来。”非常遗憾的是，包括德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的民法学者们，对请求权进行论述时，大多数并不对这一明显的具有程序法功能上的请求权的意义作出深入的探讨，以致造成理论和实践中的脱节和混乱的状态。实际上，从德国民法典的角度来考察，其对请求权的规定是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规范的，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无法摆脱请求权的程序功能，请求权罹于时效时，相对方取得足于对抗该请求权的抗辩权发生，此时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并不消灭。这是非常典型的请求权在程序功能上对实体权利的制约。但德国民法典却规定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该规定与德国理论界所持权利的基本理论以及与司法实践都产生相悖的冲突，无法理顺。实际上也无法理顺。台湾民法典继受了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以及德国民法理论，同样把这个矛盾带进了台湾民法学界，至今也无法理清这个悖论。
（五）无论是《德国民法典》还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对于请求权的反对权——抗辩权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应该是请求权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只从请求权这一单一的角度，无法说清请求权本身。
夜上海论坛 六、诉讼时效规定存在的理论和立法缺陷及立法的价值定位
根据理论界的观点，诉讼时效效力的规定，主要设有三种立法例：一是实体权消灭主义，即将诉讼时效的效力规定为直接消灭实体权利（日本民法典所采用）；二是诉权消灭主义，即诉讼时效完成后，其权利本身仍然存在，仅诉权消灭不能请求法院为强制执行，即所谓成为自然债（法国民法典、匈牙利民法典所采）；三是抗辩权发生主义，其特点是诉讼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因而取得拒绝履行的抗辩权。如义务人自动履行的，视为抛弃其抗辩权，该履行有效（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所采）。根据我国学者通行的学说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8条和第135条的规定，所采的是第二种立法例，即诉权消灭主义。从这三种立法例来看，孰优孰劣？
夜上海论坛 笔者认为，采实体权利消灭说者，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完成直接消灭实体权利的立法方式更为背离法律的公平正义，前述说过，法律设立诉讼时效本身就是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作为代价的，因此，立法规定必须注意到此点，并在设立此制度时作必要的校正，因此，规定诉讼时效完成直接消灭实体权利的立法，这种一刀切的理论和立法例似太背离人类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伦理价值，而且与大陆法系创设的权利的基本理论以及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不符。我国不应采用该立法例。其次是我国学界认为我国所采的诉权消灭主义和德国、台湾地区所采的抗辩权发生主义，似乎抗辩权发生主义比较诉权消灭主义更为接近人类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伦理价值、以及法秩序的价值。但不管是我国所采的诉权消灭主义和德国、台湾地区所采的抗辩权发生主义，其基本理论和立法例上都存在着相悖的现状。具体分析如下：
诉权消灭主义的理论和立法缺陷
1关于诉权消灭主义。诉权是民事诉讼理论的基本理论之一，根据通行的学说，诉权包含有公法上的内容这是无疑义的，因此，采用诉权消灭说毫无根据，即使实体权利（私权）消灭，诉权（公权）也并不因之而消灭，因此，采诉权消灭主义并无其理论根据。
2我国民法已引入了请求权这一基本理论，诉讼时效针对的对象或者客体是请求权，也就是客体如果说诉讼时效也涉及请求权的话，主要针对的也只是请求权上具有的程序功能上的部分，而且其不须通过诉权这一民诉法的基本理论来说明。
3诉权本身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认识，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尚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以一模糊的诉权概念来试图清楚地呈现另一概念即请求权概念的方式并不可行。
4从立法的角度讲，民事诉讼理论上的诉权与（实体法）的请求权虽然有一定内容的相同，但是民事诉讼理论上的诉权更无法代替（实体法）请求权这一概念，无论从诉权和请求权的内容来看、还是从诉权和请求性质以及功能来看，它们之间均无法相互代替。
抗辩权发生主义在基本理论和立法上的缺陷
1其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和权利的基本理论发生冲突，即当权利的构成要素之一——法律之力消灭后，意味着权利的另一要素——特定利益即无法通过强制执行力予以实现（即使在相对方不主张抗辩的情况下也应是如此）。如此一来，则权利人的主张（尤其是）就变成无实体法的支持，即使相对方不抗辩，根据其基本理论，则法院自无支持的必要，势必又回到诉权消灭主义的老路去。即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与权利的基本理论之间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现象，无法调和。
2请求权基本理论与立法之间的矛盾。根据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债权是请求权产生的基础，而且请求权既具有实体法的功能（债权的功能），又具有（程序法）程序价值上的功能，将其在民法典中予以规定是把其考察重点从程序功能转移到实体法范畴上而已，但这不意味着请求权的程序功能消灭。也就是在实体法上规定请求权消灭并不意味着请求权程序功能也完全消灭。这是立法上出现的无法回避的缺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用抗辩权发生主义比诉权消灭主义更接近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但抗辩权发生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立法规定有必要对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技术进行调整，主要思路是：
1由于请求权包含有客观上（实体法）的权利和程序价值上的作用、功能。因此，请求权不能因时效而消灭，即使将请求权规定于实体法中也应该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和权利的基本理论协调起来，也就是避免因法律之力已消灭的情况下，出现仍然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这一自相矛盾的结果。
2从规定请求权这单一的角度，改变为同时规定请求权的反对权即抗辩权，即请求虽然不因时效而消灭，但经过若干期间后，立法上可赋予请求权的反对权（抗辩权）强大到足于对抗请求权的效力。
第3篇
夜上海论坛 民事诉讼中的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对他方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承认其为真实的意思表示。广义上的自认还包括对他方所提诉讼请求的承认，但一般均是指对事实的承认。自认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因而多数国家对其皆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就其性质而言，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诉讼中的自认均具有证据法则的性质，亦即具有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作用，其法定效力在于可以限制争执以及举证的范围。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自认制度没有作明确的、详细的正面规定，只在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75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自认制度作了确认，即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这一规定对弥补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缺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无法涵盖自认制度的丰富内涵，无法满足民事诉讼实践的客观需要，也因此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困境和问题。
第一，立法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私权理念。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的自认对人民法院没有任何拘束力。因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自认乃是当事人陈述的一部分，对受诉法院来说，其仅是一种证据材料，与当事人的其他陈述没有什么区别。这样，人民法院完全可以抛开当事人的自认，而以其他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受诉法院完全可以不予考虑当事人的自认而自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以其所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来对案件作出裁判。笔者认为，只要一方当事人作出自认，即可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法院并以该自认之事实作为裁判的部分或者全部基础。否则，对诉讼效率和经济性的提高构成了影响，也和民事诉讼的私权本质背道而驰。
第二，滞后于司法实践，从而使得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无法处理。比如，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当事人委托诉讼人后，往往不出庭参加诉讼。开庭审理时，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和自认、法庭调查中对证据的质证、法庭辩论等均由诉讼人进行，在审判过程中，时常遇到诉讼人就不利于被人的事实进行自认的问题。由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尚未就诉讼人对事实自认的问题作出规定，因而在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其法律效力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和困惑的问题。
夜上海论坛 第三，影响我国审判之效率和涉外诉讼的有效进行。民事诉讼迟延一直是我国司法实践领域存在的一个困境。在影响我国审判效率的诸多因素中，诉讼制度的不完善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自认制度由来已久，近代以来已经许多国家运用、发展和完善，其合理性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将其引入到我国的诉讼证据制度中去，亦能发挥其自身的功能，促进我国审判效率的提高以及程序公正、诉讼经济等价值目标的实现。同时可以预见，我国立法的滞后势必会对我国涉外诉讼产生不利的影响。
夜上海论坛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民事诉讼中的自认之内涵及其效力问题作一探讨，以期对我国的自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所裨益。
二、不同主体的自认及其效力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自认效力的产生必须符合一定的先决条件，即作出自认的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享有在诉讼上处置的权能。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一些特殊主体在诉讼过程中作出某些承认，在诉讼上不应具有证明效力，只有其法定人的诉讼行为才是合法有效的。
夜上海论坛 1．当事人的自认及其效力
基于民事诉讼的私权性质，当事人一方有权对他方提出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予以承认。一经当事人自认即发生无庸举证的效力，他方当事人因此就该项事实的主张免除举证之责任。
自认的效力产生于自认规则，在当事人作出自认后，对法院亦发生拘束力，即法院不得对自认的事实再行判断，并以此作为断案的依据。但是，由于法院对自认事实的真实性不作判断，那么，若出现自认之事实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其他显著之事实相矛盾时，自认之事实是否依然对法院产生拘束力？笔者认为，法院解决民事纠纷应依当事人的意愿进行，当事人对该事实既然存在相一致的认识，就表明当事人双方不希望法院对该事实的真实性等再作判定，因此，即便该自认的事实与众所周知的事实相违背，也应对法院产生拘束力。自认对法院的效力适用不仅及于第一审法院，而且还对其上诉审法院产生拘束力，自认的效力还体现在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即自认一经合法作出，一般不得撤回或变更为抗辩主张。
2．诉讼人的自认及其效力
夜上海论坛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需要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可见，从我国当事人自认制度的立法精神上来看，诉讼人只有在特别授权的情况下才有代为承认诉讼请求的权利，而没有对案件事实代为承认的权利。其中的意旨在于，当事人的陈述中所包含的对对方当事人事实主张的自认，属于当事人本人独自享有的权利而不授予诉讼人。这显然与设立权的法意不符，也不能适应我国司法审判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基于理性的考虑，赋予诉讼人代为自认案件事实而不为被人所否认的行为以证据上的证明力，因此，事实上，这也造成了司法审判于法无据的局面。但是，若诉讼人的自认并非出自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或者有证据证明人作出的自认与真实不符，而且其自认是由于错误而发生时，应允许当事人撤回或变更，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会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产生影响，同时也使简明的诉讼复杂化，因此，各国对这种撤回或变更的时间和举证责任等都施以严格的限制。
夜上海论坛 3．共同诉讼中的一人自认及其效力
共同诉讼中的自认问题主要涉及到其中一人的自认其效力是否及于共同诉讼中的主体。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据此可以认为，若诉讼行为中包含自认，则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其中一人的自认行为只有经其他人的认可，该自认行为方能对其他人发生效力，若其他人并未认可，则该自认行为对其他人自无效力可言；在普通共同诉讼中，其中一人的自认，对其他人始终不产生效力。可见，我国的立法旨意在于以其他共同诉讼人的主观认可为产生效力之要件，旨意与台湾地区的做法有所不同。台湾的立法例表明，共同诉讼中一人的自认行为若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产生不利益，则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产生效力。由此可见，台湾地区关于自认制度的旨意在于以客观上产生利益之结果作为产生效力的要件，这似乎亦可作为我国自认制度完善之借鉴因素。
三、自认效力适用之限制
从理论的角度看，对自认的效力，应基于普通的情况下来确定其适用的规则范畴，从而作为一种证明方式，可以产生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之结果。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或者出于诉讼政策的考虑，在法律上应对自认的效力施以限制，或者作为自认规则的一种例外。
1．诉讼外自认与自认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学灯先生认为，诉讼外的自认，仅为证据的一种，并无诉讼上自认的效力。该项自认即便与他方主张的事实相符，仅可作为法院依自由心证认定事实的资料，亦即其证据力如何，应由法院予以判断。他方不得援用此项自认为证据，并非因有此项自认而无庸举证。在其他诉讼事件中所作出的诉讼上的自认，而在本诉讼事件中，自应作为诉讼外的自认。我国建立和完善自认制度过程中也应明确规定诉讼外的自认不产生自认效力，可以作为一般证据使用，具体证据力由法官审酌判定。
2．司法认知的事实或推论事实与自认
夜上海论坛 对于应当予以司法认知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或者及于推论而得出的另一事实，日本学者兼子一等认为，自认应就具体事实而言，而对于法律判断或经验法则，即使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一致也不得产生约束法院的效力。李学灯先生也认为，对于诸如自认的标的，基于经验法则，或依据显著事实，可以推定其为不可能的事实，也不应认为有发生自认的效力。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未作规定，在建立和完善自认制度的过程中，可以借鉴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做法，限定应予司法认知的显著事实不适用于自认。
3．和解、调解中的让步与自认
在和解、调解过程中，为求纠纷及早解决，当事人作出一些让步是必不可少的。若和解、调解生效，则无须详细讨论其中的让步对以后的影响；若和解、调解不成，那么当事人在和解、调解过程中作出的让步是否产生诉讼中自认之效力？因法律对此无明文规定，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容易产生误解，当事人不敢轻易作出让步，这势必影响和解、调解之成立。事实上，和解与诉讼中的调解，以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解决纠纷为目的，其与自认是显然有别的。因此，不宜赋予调解中的让步以自认之效力。
4．人事诉讼与自认
夜上海论坛 “人事诉讼”一词在我国法律中并未使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人事诉讼主要包括婚姻事件之程序、亲子关系事件程序、禁治产事件程序、宣告死亡之事件程序等。对于前三个诉讼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对第四个则作了专门的规定。由于人事诉讼涉及公共利益，与社会上的公序良俗直接相关，各国法院一般采用干涉主义。因此，在人事诉讼中不适用自认规则。我国的自认制度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对此有必要作出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