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自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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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高校自治司法审查公务法人

一、引言：从自治遭遇司法说开去

高校自治，亦称大学自治，高校以自治为宗旨，大学的诞生和成长始终高举自治的旗帜，大学自治是现代高等教育管理中最普遍的价值信念和基本原则。这一传统是基于这样价值取向的：即大学是研究、传播智慧和学问的场所，应让学术专家单独解决知识领域中的问题。因此其应是一个自治性团体，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及如何讲授知识，分配学校的教育资源，决定学位获取的条件等等。此外，基于自治决定校内事务的管理。大学自治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学术上的自由，二是管理上的自主。但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大学自治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度的。

夜上海论坛 在高等教育受到普遍重视的现代社会，高校自治也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高校自治权的行使领域受到了司法权的介入。在我国，“田永案”和“刘燕文案”即是例证。在这两个案件中，高校被推至行政诉讼的被告席，大学自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有学者担心司法权力会干预高校自治，并对学术自由和独立产生不良的影响；也有学者质疑，学校的退学决定、学术委员会的论文审查，是可诉讼的行政行为，还是不得司法审查的高校自治行为？

就笔者分析，高校自治权的行使和司法权的介入实质上就是两种权力的博弈。高校自治之所以在自治的领域中遭遇司法审查的干预，不仅仅是高校自治范围的模糊性和司法介入的不确定性所造成，从更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实则是高校的双重性身份的不确定性所致。高校作为事业单位，不仅具有私法上地位，而且由于相关法律的授权或委托亦赋予了其公法地位，这一双重性的身份致使高校所行使的权力从性质上可切分为行政性的权力和非行政性的权力两种。也正是其双重性身份在法律上定性和界分的不明确性，引致了日益增多的性质不定的纠纷。而司法权作为对行政权行使的一种监督性的权力，当有相关合法权益遭受高校所行使的行政管理权力侵害时，司法权力又不得不合法介入予以救济。但如何在高校自治夜上海论坛和司法审查之间划分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以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呢？笔者试图以高校的双重性身份的平衡为切入点，合理剖析当前我国高校的私法与公法的双重地位，借鉴国外的高校自治的研究模式，从而在法律制度上实现双重身份的平衡。并以现行法和理论为依据，并从当前司法审查的现状和趋势为视角，透视高校自治与司法审查之间的平衡点，探寻高校地位明晰化的法律路径。

二、高校自治：高校双重性身份的解读

在我国，按照法人分类的传统理论，“凡是以营利为目的设立的组织属企业法人，而不以营利为目的设立的组织为机关、事业、社团法人。此外,区分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社团法人的另一重要标准是设立的依据。企业法人依照民商事法律设立，而机关、事业、社团法人依据组织法和行政法律规范设立高校作为承担公共服务的组织,属事业法人。”国《教育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高校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作为事业单位，高校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这主要体现着在其强烈的自治色彩——从收费到学术研究、管理等，高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独立于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如果“事业单位”的固有视野，单纯从内部关系进行考察的话，高校可是一个涉及私法与公法双重身份的法人。

夜上海论坛 就高校自治权的内涵而言，依据《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自主办学是高校的一项法定的权利，亦是本文所称的高校自治权或大学自治权。这是高校作为民事主体所应具有的基本权利。高校自治权在《教育法》通过列举性的方式给予了笼统的规定，《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从现行法的角度，高校自治权的内涵仅限于此，如此模糊和列举性的规定导致高校治理过程当中出现了许多法律纠纷难以定性和解决。从现行法的规定看，它既有民事主体身份，又有近似行政主体的特点。这种双重性的身份导致对高校自治的理解和界分容易出现模糊性，尤其是当高校被当作行政主体卷入行政诉讼接受司法审查时更是难解难分。笔者以为，当下由于其法律地位的复杂性所引致的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导致高校自治出现严重的危机，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前提应当是：在现行法的框架下合理界分和厘清高校的双重性身份，界定其不同身份下的法律地位：

（1）高校作为民事主体身份的界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可见，从现行法的角度看，高校具有私法地位和民事主体的身份，并且从其性质上看属于事业法人，或者如学者所言，高校是一个“私法人”。而其独立的民事主体身份也就决定其具有相关的自治权利，即高校自，学术或社会将此权利称之为大学自治权，即可以自由决定高校内部事项的权利。高校的民事主体身份主要体现在：

其一，高校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民事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是以事业法人的身份出现的，可以签订合同等，双方具有平等性。而尤其是学生之间的教育关系的成立、变更上，高校与学生具有相对平等性。

夜上海论坛 其二，在责任的承担上，高校具有民事主体地位。如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可以成为民事赔偿的主体。“正是基于这些私法性的因素，梁慧星教授在领衔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新增了“教学培训合同”，以实现二者在民事法律关系上的合同化。”

夜上海论坛 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相关现行法的规定，高校所具有的自治权的内涵虽然都是列举性的，但由于这些权利性质的模糊性，导致了其身份及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高校在行使何种权利属于私法身份，何种权利属于行政主体的公法身份呢？比如关于“学籍管理、学位证书的颁发”等权利，学界以及司法界就尚无定论。

（2）高校作为行政主体身份的界分

夜上海论坛 从行政法理论的角度而言，所谓行政主体是指：“以自己名义实施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并那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依次定义，行政主体身份的成立应具备以下几个要件：第一，行政主体是组织而非个人，组织法律法规授权的条件下才可以成为行政主体；第二，行政主体应当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或权力；第三，行政主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公共行政并承担法律责任。

作为事业法人的高校以公益为目的、接受国家的财政拨款，在设立上实行强制主义且行使了部分公共权力，有着浓厚的公法身份的色彩。在高校自治的过程中，其并不单纯为私法关系的主体。依据《教育法》第28条所赋予的“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条款都表明高校的公法地位。依次进路分析，高校虽然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但其依法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履行部分教育行政管理职责的教育机构，其具有行政主体的身份和资格。此种以“授权行政主体理论”为视角分析早已不新鲜，在“田永案”中，法院就是以高校所行使的权力属于法律法规所授予的角度，将高校定性为授权性的行政主体，从而合理的解决了纠纷。

可见，在高校自治的过程中，其权力的性质依其不同的法律身份也具有不同性质。但问题在于：我国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并不明确。依据我国行政主体理论，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何谓“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我国则标准不明，“授权的组织”无法具体确定。而哪些属于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权难以确定，“应该承认,行政法的论著在界定这个概念时，描述性的解释居多，而疏于规范性的解释。许多教材往往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列举一些组织来阐明什么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却很少深入探讨法律、法规所授予的权利为什么是行政权，而不是其他权利。”于是,“当我们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立场出发,力图使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扩张至过去被疏忽的领域时,行政法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概念正面临挑战。”校身份的双重性决定了概而述之的不可行，也表明高校自治的有限性。在追求高校自治的同时，将之纳入司法审查是有必要的。但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导致了司法的统一可能性的降低，因此明确高校的行政主体的身份和地位是合理界分高校自治和司法审查领域的迫切需要。

夜上海论坛 三、高校双重性身份的平衡：“公务法人”的引入

夜上海论坛 正如笔者如上所述，由于高校身份的双重性，引致了高校自治范围的不确定性以及司法权力介入的模糊性。在高校自治的过程中，高校教育、教学管理领域发生的各类纠纷中，人们的种种尴尬处境均与公法和私法之争有关。而在高校自治权的行使侵害相关合法权益时产生纠纷时，人们无法确定，高校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是以行政主体身份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还是以民事主体身份实现民事权利的行为？在将纠纷诉诸法院后，由此而生的诉讼是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这一困惑的产生，主要源于公法与私法的界限不清以及由此引起的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的模糊身份。如何定位高校的身份或法律地位，对于合理解决高校自治和司法审查之间的博弈意义重大。

为了合理界分和平衡高校的双重性的法律身份，解决公法规则与私法规则在高校管理中的冲突与适用问题，可以引进公务法人理论，用于确定高校这类特殊组织的地位、性质及其法律身份。行政法学者马怀德教授在其《公务法人问题研究》便从理论的角度提供了论证。所谓公务法人，“它是行政组织的一种，是行政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扩张形态，具备几方面的特征：第一，公务法人是公法人，不同于依私法设立的私法人。第二，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它担负特定的行政职能，服务于特定的行政目的。第三，公务法人拥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具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及法律人格,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第四，公务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存在丰富而特殊的法律关系，既包括私法关系即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包括公法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

夜上海论坛 笔者认为，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与法国的公务法人在功能方面有很多类似之处。它们都作为国家依法设立的公益组织，它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教育、教学活动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然而，由于我国不存在公私法之分，无公法人与私法人之别，故而学校等事业单位实际上处于模糊的法律地位。”依此进路分析，高校是公务法人的典型代表。诚如前所述，由于高校自治权力也具有双重性的行使，因此在高校自治权的行使过程中，不仅会产生私法关系，也包括行政法律关系。依公务法人理论，如果将高校从法律上定性为公务法人，在其行使的自治权的性质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性权力时，司法权力就可以合法的介入。可以说公务法人的引入就是平衡高校双重性身份的一个合理选择。

四、结语

第2篇

美国的市场经济已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保障交易安全、维护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也都较为完善。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法官法律适用中存在较大的能动性，其司法较为灵活，在及时回应现实问题的同时，弥补了成文法滞后的缺陷。对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不足，主要通过完善的信用制度、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刺破公司面纱”制度予以弥补。

(一)完善的信用制度美国的授权资本制

夜上海论坛 之所以运行良好，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完善的信用制度所起到的补充作用。美国关于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数量较多且涉及范围较广，贯彻了信用产品的各个环节。美国在信用管理层面分工明确，分为联邦、州政府两级管理体系，下设若干管理机构，并与行业协会自律一起构成了“双级多头”的管理体系。建立了全方位的失信惩戒制度，将经济领域的失信行为扩展到全社会方位。美国信用行业发展成熟，信用产品具有非常广泛的市场主体，包括信用服务机构及信用消费者。加之将社会信用信息进行公开，法律对信用服务机构合理取得企业信用信息亦未做过多限制。

(二)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

美国拥有最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公司全面、真实、详尽的对公司财务信息进行披露。1933年美国《证券法》中确立了财务信息披露制度，规定上市和发行证券前在交易所进行登记，这主要针对证券的初次发行。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持续性财务信息披露。后来《证券法》的修改提出了综合信息披露制度，统一并简化信息披露制度，给投资者提供不重复且有意义的财务信息，节约上市公司成本。美国之所以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其原因就在于，对公司的财务信息进行了完全的披露。

夜上海论坛 (三)逐渐完善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

夜上海论坛 美国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是由相关判例发展起来的。在特定个案中，债权人为保护其利益可以向法官请求“揭开公司面纱”，直接追究公司股东责任。在美国，法院“揭开公司面纱”的主要原因是债务人公司处于股东的实际控制之下，或者尚未获得还款的债权人受到股东那边某些形式的不正当行为的影响。出资不足虽非主要原因，但也构成揭开面纱的行为之一。美国在宽松的授权资本制度下，通过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及“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配套补充，在股东、公司、债权人之间构建起一个相互制约与平衡的保护体系，在公司资本制度之外，建立维护债权人利益的良好机制。示。经济适用房和普通的商品房是不一样的，因为经济适用房的出售对象一定是特定的人群。如果经济售房机构得知实际购房人并不是名义购房人，而是不符合条件的实际购房人，就不会将房屋出售给该人。那么，售房人和实际购房人之间签订的购房合同就是在被欺诈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则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该合同属于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受欺诈一方有权要求撤销或者变更合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并无政府部门或者相关的企业主张权利。如此看来，当法院遇到借名买房合同纠纷的时候，就应该通知原房屋出售机构或政府经济适用房管理机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经原房屋出售机构或政府经济适用房管理机构分析认为实际购房人是为了获利为目的买房的话那么就可以依《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主张合同撤销。合同被撤销后自始无效，房屋收归原出售机构所有。就无需再考虑实际购房人和名义购房人之间合同的效力问题。如果上述机构认为实际购房人也是家庭困难的社会成员只是因为没有该地的户口或者其他类似因素而不能购买该房屋的，可以不行使撤销权，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使合同有效，则在此基础之上再分析实际购房人和名义购房人之间合同的效力问题。我认为借名买房的当事人意图规避的是《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及地方规章和政策，不属于强行性法律规范的范畴，不可能因此而导致合同无效。

二、总结

第3篇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对《公司法》的司法适用与审判实践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应准确了解资本制度改革可能引发的司法实务问题，考量《公司法》修改的立法预期目标，在新的资本制度格局下，落实《公司法》既有的争议解决制度，妥善解决相关问题。

（一）公司注册资本对公司成立的影响公司资本是公司独立人格与独立财产的必要条件，决定公司存在的意义，股东因履行出资义务向公司交付的任何财产，自公司设立后便已转变为公司独立的资产，法律上来说股东对其已不再享有法律上的支配权。新《公司法》除特殊领域外，取消了一般情形下的法定最低资本额，但并未取消公司注册资本，公司设立时仍需登记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转变成为“一次认缴，分期实缴”，股东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自由约定公司注册资本的认缴出资额、出资期限、首次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末次实缴出资的期限，股东可自由决定注册资本的实缴期限，发起人在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时，无需再提交验资报告及实收资本。〔7〕对货币出资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最低比例限制也进一步放宽，不再限定货币出资的最低比例，允许股东出资全部采用非货币形式。由于缴付资本时不需要再提交验资报告，导致对于未经验资的实缴资本的价值认定问题，如何认定出资股东完全、适当的履行了出资义务？实务中也可能出现由于股东无法提交验资报告，转而提交银行进帐单、转帐单、权属变更登记证明、收据等材料证明自己履行了出资义务，当事人的举证难度与法院审理案件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我国《公司法》未规定公司设立无效之诉，只针对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规定撤销公司登记的行政处罚，但撤销登记的法律效果与注销登记并不相同。放宽公司资本制度管制，公司的成立不以股东实际出资为必要条件，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与公司设立的难度，公司设立更方便简捷，增加了股东的自治利益。

夜上海论坛 （二）股东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以及抽逃出资的认定标准和法律责任公司作为团体，由成员———股东组成，没有成员的团体不可能具备成为独立权利主体的资格。公司是兼具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组织，人合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股东，公司股东进行投资，公司社团法人才得以成立。取消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实行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强化了公司注册资本的股东自治属性，不要求股东在公司设立时即时给付出资财产，也未限定股东首期实际缴纳出资的期限、数额、认缴出资的期数及末期实际缴纳出资的期限，但并不意味着股东出资义务的解除，更不代表股东无需再承担出资责任。注册资本认缴制并不导致股东出资义务和范围的改变，股东仍需承担公司整体注册资本项下的出资义务，只是具体履行出资义务的时间与期限可由公司股东自主决定。公司设立时，股东自主决定认缴的出资范围之和构成公司自我设定的注册资本，该注册资本虽在公司设立之时，可能股东并未实际出资，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数额，但一经确定并经注册登记，即产生了股东对于公司的出资义务。因公司注册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该义务从最初公司未设立时股东之间的约定义务，转变成一种法定义务。股东认缴出资形成公司的注册资本后，其是否缴纳出资、是否足额缴纳出资或故意迟延缴纳出资，影响股东对于公司的出资义务及相应的出资责任。投资者让渡了投资财产所有权换取公司股东的股权并获得股东资格，享有股东对公司投资形成的权益。同样，股东如果不真实投资，则应对虚假投资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股东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极易造成公司因缺乏正常经营必须的资本从而导致公司实际财产与公司对外承担债务能力的脱节，产生对债权人合法利益损害的潜在风险。由此也产生了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公司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公司可要求股东履行其出资义务并承担延迟履行的相应损害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的规定，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股东依约按期、足额履行出资义务，转移对出资财产的所有权，是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条件。若股东违背此义务，造成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可能引发“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依《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债权人可据此依“债权人代位权”寻求救济。股东在认缴资本制下，注册资本的出资义务的时间与期限由股东自由决定，这就产生了如何认定股东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标准问题。公司注册资本的数额与缴付期限由股东在公司章程中确定，股东的实缴资本决定了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情况，股东未按约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数额与缴付期限向公司实际缴付出资财产的，为未履行出资义务。如果股东将注册资本的实缴期限约定为长于公司营业期限或无期限的，应认定为股东恶意逃避出资义务的表现。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将出资财产缴纳给公司后，该财产已成为公司的独立财产，股东获得公司股权，对该财产不再具有所有权。严格意义上来说，用“抽逃出资”的术语是对于此种行为的一种朴素直观描述，股东实际缴纳出资后，该财产已然是公司的独立财产，其只是来源于股东的出资，但就被侵犯时客体的状态而言，其已不再是股东的出资，而是公司的独立财产权益。使用“抽逃出资”也容易导致人产生一种直观的错觉，即股东出资后又抽逃，是否就等于未曾履行抽逃部分财产的出资义务，相应的应承担出资义务未履行或未履行完全的责任，但显然这种想法是一种误解。股东出资后再对此财产进行个人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构成对公司独立财产权的侵权行为，对抽逃出资行为的界定节点为股东实际缴纳出资财产给公司之日起，因该日之后，该财产不再属于股东个人财产，而是公司的独立财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于构成“抽逃出资”的行为定性及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公司股东所享有的股东权源于其认缴公司注册资本的行为，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出资的要求是“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对股东出资的要求为“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或募集的实收股本总额”。由此可见，股东是否实缴公司注册资本并不影响其股东地位的取得。但是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可能引发其股东资格受限制、被解除的结果。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可以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

夜上海论坛 （三）公司登记事项在股东身份和民事责任认定中的功能公司股东身份应在工商部门依法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对社会公众公示其身份，使债权人与交易相对人对公司股东情况有一定了解。根据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宽进严出”的思路，简化登记前置审批手续和事项，改革审批流程，商事主体登记与经营项目审批相分离。注册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及事项进行形式审查，不再审查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及事项的真实性，公司注册登记时的申请材料、申请事项、经营场所、实收资本缴纳情况等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实践中，不排除可能出现部分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设立登记的情形，如冒用他人身份注册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隐名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违反国家限制和特许经营的规定进行登记等问题。涉及到股东身份的取得与认定问题，关于股东地位的取得，我国学界与实务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出资要件说，出资与外观形式共同具备说、外观形式要件说。从《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地位的取得来看，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股东地位的认定为股东认缴公司注册资本，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并不影响股东身份取得的效果，股东地位的取得应为“外观形式要件说”。上述问题的实质在于，商事登记改革后公司登记事项的法律效力认定问题，商事登记事项在商事公开平台向社会公众公示，在形式审查的情形下，商事登记是否仍具有公信力，善意相对人基于对商事登记事项的信赖利益能否得到合法保护，相关纠纷中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四）公司年检制度的废除对公司管理状况和主体资格认定的影响公司年检制度是工商管理部门依法按年度对公司资质进行复核，确定公司次年是否可以继续进行经营活动的制度。通过公司年检，主要是审核已登记的企业是否合法经营、是否仍具有继续经营的能力，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公司注册资本的年检。公司设立成功后，以往的做法是通过工商年检制度审核公司保持公司注册资本的确定性，注册资本被认为是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最低屏障。自2014年3月1日起，工商总局在全国范围停止对企业的年检，公司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备案公示制度，企业应在每年上半年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企业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将企业登记备案、年度报告、资质资格等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予以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使企业相关信息透明化。建立公平规范的抽查制度，克服检查的随意性，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平性和效能。公司年检制度的废除减轻了公司的运营负担，淡化了公司登记机关对于公司的监督检查权责，改变了以往过时不报年检，可能受到吊销营业执照处分的情况。据深圳商事登记改革的情况，商事主体应当向商事登记机关提交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包括商事主体的登记事项、备案事项、注册资本实缴情况、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商事主体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商事登记机关及相应部门应通过信息平台公示商事主体登记、备案、许可审批、监管等信息。相较于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资本信息的反映，年度报告中关于公司拥有的实缴资本数额等动态数据更具实时性，可以准确的反映公司在年度报告对应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数额与总资产构成情况、经营情况，进而对企业的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经济实力、持续经营能力与信用水平进行合理评估。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公示平台，了解公司的相关营业资讯及财产状况，对公司的信用能力进行评估，预测与其交易的风险。同时，由于年度报告由商事主体提供，如果商事主体提供虚假的材料作为备案事项记载于信息平台，合同相对人基于对信息平台记载信息的信任而与该公司签订合同，提供虚假信息的商事主体构成欺诈，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根据商事主体资格取得是否需以商事登记为要件，现代商事登记制度分为强制登记主义与任意登记主义。我国目前是强制登记主义，凡是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方能开展经营活动，商事登记这一创设商事主体的法律事实决定着商事主体商事能力的起始与特定商事主体的具体营业范围。将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融为一体，营业执照具备双重证明功能。取消公司年检制度并未取消公司登记制度，并未变更公司主体资格的取得方式，只是对于公司持续经营资格的审核方式作出了变更。

夜上海论坛 二、有效解决司法疑难问题的若干思路

夜上海论坛 （一）以专业化审判化解纠纷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推行，可能导致有关纠纷以诉讼形式涌入法院，且案件数量可能大幅增长，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或不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关联交易等领域也可能涌现出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商事登记立法较为分散，商事登记中的申请事项等材料由申请人自行提供，登记机关不再进行实质审核，在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时，诉讼中也会因此出现送达难、取证、认证难的问题，增加实体处理的难度，且涉及众多商事登记实践操作知识。公司法人人格否定等问题专业性强，不仅需要熟悉公司法律具体制度安排，更涉及商事审判理念的转变，需要深刻体会和把握审判理念所要实现的价值伦理和立法预期目标。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价值，提高此类案件的审理效率，培养专业化审判队伍，相对统一裁判尺度与裁判标准，取得更好的裁判效果，应结合当地公司发展情况、涉诉案件实际情况，构建专业合议庭妥善处理该类纠纷。

夜上海论坛 （二）完善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公司资本制度具备协调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双重功能，虽然当今公司资本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中，呈现公司资本制度担保功能的衰弱和融资功能强化的趋势，更多的体现出刺激公司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功能，注重为投融资提供更多的便利，对于债权人的保护问题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司法实务中，转变过去形成的“涉公司资本的案件都要考虑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路径依赖为应以注册资本的股东自治属性作为“定纷止争”的出发点。但也要统筹兼顾，关注债权人权益保护问题，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注重交易安全。从相关配套制度方面强化债权人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议。当前我国《公司法》已规定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该制度作为对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与股东有限责任的有效规制，是保护债权人权益的重要制度，但对于该制度的适用，在司法实务中因债权人举证困难、事实认定难等原因，实践适用中争议点较多，暂时仍保持较为谨慎的立场。笔者认为可参照“公司人格混同”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导案例等方式，明确相关争议问题，提高该制度的可操作性与可诉性。

（三）明确出资履行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商事登记平台的公信力资本真实仍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要要求，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并未动摇资本真实的底线。对于股东认缴资本与实缴资本，都应保证其真实性。股东实缴资本应与其公示或承诺的认缴资本额一致。取消股东验资程序，对未经验资的实缴资本，产生如何证明股东已完全、恰当的履行其出资义务，相应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问题。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以股东虚假出资为由追究其相应责任的案件中，以往股东可以从工商登记档案中复印验资报告证明自己已履行出资义务，但今后，认缴资本是否验资不再是一个必须的前置程序，是否对实缴资本进行验证属于股东自由决定事项，若股东实缴出资时未提交验资报告，诉讼中，法院审查股东有无出资，需由主张已实际出资的股东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自己已履行出资义务，或者由人民法院委托具有合法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该财产评估作价。审判实务中，虽然是否验资在实务中并不是认定是否履行出资义务的唯一标准，但在诉讼过程中，却会影响举证、调查取证、质证等过程。无疑会加大此类纠纷中当事人的举证难度与工作量，也会加大法院的审查工作量。商事登记公示的法律效力认定与信赖该信息的交易相对人利益密切相关，应明确其商事登记公示的法律效力，保护市场经济的稳定，使交易相对人对于自身利益有合法预期。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交易相对人基于对商事登记公示平台上公示的公司信息、年报等内容的信任，与公司进行交易。由于登记机关对商事主体提供的信息仅作形式审查，若公司提供虚假信息等原因导致公示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应由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交易相对人可主张登记事项一经公示，便具有公信力、对抗力，可推定登记事项为正确。即使相关内容存在瑕疵，如公司超越经营范围与交易相对人签订合同、年度报告中提供虚假内容夸大自身履约能力、登记上的股东与实际股东不符等，也应保护善意交易相对人基于商事登记的公示信息而产生的信赖利益，除非公司提出交易相对人明知登记事项与事实不符的抗辩并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

（四）理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对接股东违反公司资本制度的行为引发的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资本制度改革后，投融资中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也无法完全杜绝。就民事责任方面，《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中都有大量关于对股东出资民事责任认定与裁判的规定，资本制度改革虽然改变了股东出资的方式、期限等，但是并未变更股东出资义务与股东出资责任，原有的股东出资责任和相应的争议裁判规则也并未有大的改变，仍继续适用。但对于出资责任追究中形成的新情况、新问题，可能需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裁判标准。破坏资本制度的违法行为，仅靠民事责任的追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震慑力，还必须强化对资本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另外，以商事登记机关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数量也可能会增多，但商事登记改革后，登记机关仅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在此情形下，权利人不应以以往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损害了其利益为由提讼作为维护其权益的途径。资本制度改革后，关于刑法上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资本犯罪罪名，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放松管制后，出现了取消上述三种的建议。但资本制度改革并未根本动摇股东的出资义务与资本真实原则，当前也未对三种资本罪名予以修订或废除，作为资本违法行为最严重的处罚，刑事责任当前仍适用。应理顺三种法律责任之间的关系，健全债权人保护机制，建设宽进严出的制度。

三、倡导诚信有序市场秩序的司法建议

夜上海论坛 建立诚信有序的市场秩序，改善社会信用状况，鼓励公司诚信经营，遏制失信行为，推动公司向优秀的诚信公司方向发展，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营造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创业环境，既满足公司融资的需求、降低交易风险，同时保护交易安全。

（一）建立理性债权人教育制度投资鼓励措施往往要求放松对公司资本制度的严格管制，但在客观上也会对债权人保护带来新的挑战，也要关注债权人冷暖，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商事流转。要引导债权人转变过去“资本信用”的观点为“资产信用”，淘汰通过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判断公司偿债能力的路径依赖。引导债权人通过及时、准确、全面的收集与分析公司的资本信息、财务状况、经营状况、信用信息，进行依据公司净资产与预期获利能力对公司的履约能力与信用能力作出理性判断，淘汰不诚信公司、理智的选择合作伙伴，降低交易风险。强化债权人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债权人获取公司信息与分析信用信息的能力，打破对于注册资本的过度迷信。债权人在与公司合作时，也要尽到普通伦理和智商的理性人在同等或相近条件下的合理审慎审查，善于开展尽职调查。当然，建立理性债权人教育制度只是构建更完善的事前预防机制，为了让债权人防患于未然，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而非将债权人保护工作全由债权人自身承担。

夜上海论坛 （二）完善公司登记信息公开与信用体系制度针对过往登记公示内容较少、公示形式有限的情况，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建设多样化的信息公开途径，便利社会公众高效快捷的获取有效信用信息。在公司登记信息的公开内容方面，扩大公示的内容，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企业申请登记的原始材料及审批材料、备案信息、年度报告提交信息、公司重大财务信息批露、诉讼等信用信息、商事主体注销信息及其他应公示的信息，提高工商登记信息透明度。完善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归整促进信用体系由分散化向完整统一化过渡，在现有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基础信用库、工商部门的经济户籍库的基础上，将税收缴纳、产品质量、社保缴费等信息纳入诚信体系建设，以降低社会风险，确保公众的知情权与查询权。同时，强化失信公司的责任追究机制，明确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提供虚假的信息材料的责任，将企业的违规情形、处罚事项公示，强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