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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春辉 单位: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走在伴随着网络原创文学的发展,痞子蔡、安妮宝贝等一大批优秀网络作家逐渐走进了网民和广大公众的视野,相关作品也逐渐得到了大家的接受和认可。尤其是《第一次亲密接触》等作品的成功,以及巨大的版权收入都引起了文学界的热议,更让很多“文学人士”和“网络人士”“垂涎三尺”。从中国当时的国情来分析和判断,当时中国的网络原创文学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缺乏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网络文学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还没有真正成型,仍然属于相对自由的状态。“盛大”高调宣布投资网络原创文学市场,标志着中国网络原创产业进入了真正的“商业时代”。“盛大”的介入使得中国网络原创产业从以前的自由状态,变成了上下紧密联系,出版、版权交易等都走上了流程化和规范化的道路。同时,各种各样的营销手段也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络原创文学产业链的再构对于网络原创文学产业链来说,营销的初始点应该是网络原创文学的作者。这些作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已经发表过文章并取得一定成绩的作家;另一类是还没有成名但具有发展潜力的网站签约作者。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作者,都可以通过免费空间在第三方网站上设立博客,建立读者阅读平台。同时可以借助一些网络链接功能,对其他相关领域的网站进行互利合作。网站子公司的设置类型主要包含两种方式:一种子公司主要针对版权交易进行业务;另外一种子公司则主要针对手机阅读市场进行开拓和相关的营销运作,这种营销运作虽然需要一定程度的成本投入,但可以有效地促进整个产业链的专业化,从而提高整个产业利润链条运作的效率。网站下设的这两类公司可以有效地分工和合作,同时配合一些游戏和影视剧制作团队进行相关作品的开放,这样可以创造更大的利润。此外,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也要发挥其监督和管理的相关职能,对网站的运用体系进行适时的评价,对网站运用涉及的内容进行全面审查,从而确保网络环境的健康。
再构产业链的接触点营销每个环节的消费者实际上是由两个主要的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整个产业环节中全面涉及的消费者,另一部分则是针对单一产业环节的消费者。以《鬼吹灯》为例,有一些忠实的消费者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从网络小说的阅读开始的。当小说从网络走到了实体文本的时候,他们还会跟随进入,形成二次消费。随着小说实体文本的发行,相关影视和游戏产品的出品,还会有人进行第三次、第四次消费。当相关影视和游戏产品的周边产品出现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进行第五次消费等等。这就是一个“循环消费”的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整个产业链为读者培养了大批的粉丝。针对这些“粉丝”所进行的相关营销成本可能不会太高,这是因为他们对产品的忠诚度源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对于单一产业环节的消费者来说,对于消费者需求的把握就存在一定难度了,而这种难度必然会给我们的营销活动带来阻力,会增加我们的营销成本。因此,检测各个环节消费者的消费变化状态,掌握其消费习惯,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网络原创文学整个产业链中,有必要要建立一个专业的中心机构,针对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统筹和协调,合理地利用产业中各种资源和信息,为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多余。现代科技,尤其是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以此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这说明作为后现代文化重要特征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仍将是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况且在科技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不断注入的高新技术含量,将使它变得越来越新颖和宜人。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中,波德里亚所说的那种只与它的有限主体联系的“稀缺、珍贵、惟一的物品”,(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即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否还会存在?它是否会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直“朝着另一种论述(即商品与消费)滑去”,(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并最终在生活艺术化的符号碎片中消解成一堆泡沫?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我们会发现:尽管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对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危及到经典艺术的生存。但是,人们对经典艺术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适应文化变迁需要的新的经典确认原则正在形成,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则将为经典艺术提供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夜上海论坛 当代全球性的高新技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向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不仅引起了相关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变化,而且引起了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信息业,尤其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业的巨大发展而变得明朗、敏感和尖锐起来的“全球化”问题。
美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人成功地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迅速转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作为这种转换中介和目的的,却是文化。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为美国电视的转播站;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电影总产量的7%,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美国文化产品在占领别国文化市场的同时,也输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别国文化构成明显冲击。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如下思考:
一是信息殖民问题。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可见对信息网络的控制绝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它还必然伴随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目前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对一些发达国家同样构成威胁。法国司法部长雅克·图邦认为,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此,法国人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就提出,这是“要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技术层面日益趋同的形势下,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二是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汇流问题。现代信息技术数字革命不仅带来了信息产业的新面貌,也带来了文化产业的新生机,它使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产业走到一起,并合成一体。实现这种融合的第一步是传媒汇流,即由数字技术作为一切信息传媒形态的技术基础而为与信息相关的一切产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大众传媒、通信和信息业因此而汇合为一,通过统一的宽带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已基本解除了传媒业、通信业、信息业之间传统的行业管理壁垒,以及各国之间对传媒业的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形式革命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必然趋势将是对内容革命的呼唤,信息社会也因此进入第二次制度创新阶段,即实现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第一
在这方面,美国人再次走在世界前列。美国虽然没有什么文化遗产,却率先将“内容产业”纳入商业和产业化轨道。通过1997年“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颁布,美国已向世人宣布了他们将信息内容,特别是文化内容,作为信息产业的主体。由此来看美国文化的信息殖民问题,大概没人再相信它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后来居上,要在信息全球化本身就含有的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抢占制高点。欧洲小国芬兰以拥有诺基亚这样的信息产品品牌而在信息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前列,而正是在它的倡议下,欧洲文化产业发展框架性合作计划于2000年启动。我们可以从1999年欧盟文化部长的一次非正式会议文件中看出这项合作计划的动机:“商业压力和由此而来的内容贫乏,而不是文化的多样性,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日益发展的由数字电视造成的广播时代自身中的固有威胁。可靠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欧洲的竞争优势所在。保存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技术的未来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新千年的最大挑战。”面对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趋势,经典艺术的命运又将如何?我认为,这场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既为经典艺术提供了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要求我们把握机遇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经典作品,为“世界文学”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文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
夜上海论坛 首先,作为文化重要代表的经典艺术,将在建立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基础上的“世界文学”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应当说,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本身并不存在对抗的必然性,引起对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相互之间的误解乃至敌视;二是某种文明或文化试图凭借某种强权推销自己而消除异类。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这两种现象依然存在,而尤以后者更为突出。这使得加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理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最能有效实现这种交流和理解的文化载体,正是文艺作品。
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世界文学”主张的二十年前,歌德曾与爱克曼谈起他读了一本中国传奇后的感受。他说,这部书“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很快说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当爱克曼问到这是否是中国最好的作品,歌德说:“绝对不是,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歌德之所以对中国的一部普通作品都如此重视,是因为他既从中感受到人类心灵相通的深邃与博大,也意识到与此相比,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立场显得多么可笑。因此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注:〔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2-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歌德的意思很明白,“世界文学”并不是对民族文学的否定,而是强调各民族文学应当在相互交流中用一种更开阔的眼界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学中的优秀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身。在文化全球化已被信息全球化浪潮裹挟而至的今天,这种观点尤其值得重视。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的类同化、均质化,而应是消除时空障碍之后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而使当年的歌德未能接触到中国最好的作品,那么在由数字平台所构筑的世界文化大舞台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将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全世界都分享到这份人类精神的伟大遗产。这正是在创造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界文学”过程中,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
其次,应当提倡和强化当代中国文艺家的文化使命感和经典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去参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全球化竞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近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指出,席卷全球,从欧洲直到中国、日本和印尼边远城市的“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低档次电视节目,尤其是极其廉价的乃至十分不良的节目的全球化正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听任其发展,“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伪文化的牺牲品”。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除了应当重视民族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的传承,也应当重视培养新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表现于文学、戏剧、哲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思想科学等各个方面……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6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从当前中国文艺的创作实际来看,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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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缺乏正确把握,就像歌德所反对的那样,在重视外国文学的时候,拘守于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结果是失去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作家邱华栋曾尖刻但不乏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国“几乎每一个‘走红’的‘现代派’、‘先锋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注:邱华栋:《影响下的焦虑与抗争》,《城市的面具》,第11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事实上,只有坚持创作的民族文化特色,向人们展示世界一隅的独特生活,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这样的作品才会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
二、在深度追求与世俗追求之间做片面取舍。创作应当面向大众,反映他们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情感;但同时也应当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要能同时展现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或是成为人们理解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可以想象的暗指”。这是对文艺作为一种文化的根本要求。怀特就曾指出:“人(用文化的象征含义)建设了一个可以生活的世界……一层文化的纱幕垂在人和自然之间,不透过这层纱幕,人什么也看不见……渗透的是话语的精髓:是超出感觉的意义和价值。除去感觉之外,支配人的还有这些意义和价值,而且它们常常比感觉对人的作用更重要。”(注:转引自〔英〕麦克尔·卡里瑟斯:《我们为什么有文化》,第3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夜上海论坛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夜上海论坛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